苏州古筝艺术进修学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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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刘燕，女，生于河南平顶山，长于江苏苏州，现任苏州古筝艺术进修院院长、苏州教育学院音乐系副教授。八岁师从古筝名家任清志，学习筝曲《幸福渠》、《新开板》、《汉江韵》、《山坡羊》。十三岁师从上海民族乐团古筝演奏家王昌元，学习筝曲《战台风》、《将军令》、《三十三板》、《月儿高》、《林冲夜奔》。1982年考入河南大学音乐系，又得名师丁承运亲传筝曲《蕉窗夜雨》、《雨溅海棠花》、《绣金匾》、《清江放排》等。
    豫音，曲子调，融入她幼时得心灵。极颖慧的她得名家指点，且自砾磨练，汇各家特长。其演奏既有古老深厚中原文化之神韵，又有流畅、飘逸、细腻江南之丽音，独具一格。对于豫鲁筝之古朴，浙派筝之典雅，潮筝之清新，秦筝之高亢，客家筝之神韵，皆贯通于心，抒之以指。她最擅弹豫、浙派筝曲。擅长左右双手摇指。以惯性去触弦，以巧劲去发音，是她得学术观念。在一切顺乎自然得基础上发展、更新、创造古筝新技法，是她的主张。创新地使用左手大拇指摇，改编筝曲《争奇斗艳》被列入《中国古筝名曲荟萃》（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）。改编《十面埋伏》，创作《江南吟》，曾在ART杯古筝大赛中获奖。出版《刘燕古筝独奏专辑》。在苏州教育界知名人士孙常屿倡导下，创办了苏州古筝艺术进修院，培养了数百名古筝新人。
　　筝究竟是否为蒙恬所造？近年有人认为蒙恬乃文武全才，他造筝也完全具有可能性。但是根据年代来看，蒙恬造筝并不具备这种可能性。蒙恬祖父蒙骜，死与公元前240年（秦王政七年），此时蒙恬不过是20多岁的青年，即使青年的蒙恬有制筝的才华，制成后却要它在短短数年内就流行秦国，并成为当时秦的宫廷乐器，看来不具有这种可能。更有人说，筝乃蒙恬筑长城时所造。这一说法就更不具备可能性。因为蒙恬修长城，乃是秦王二十六年（公元前221年）灭齐国以后之事，这比李斯呈《谏逐客书》至少要晚十六年！ 亦有说蒙恬所造为“笔”，古繁体“笔”与“筝”近似，因为记载失误，于是以讹传讹有此说。
　　应邵《风俗通》说，筝乃“五弦、筑身”。但“筑”是什么样式，历代文献都语焉不详。1973年，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具汉筑明器。这具筑之所以说他是明器，是因为该器虽然髹以黑漆，却是用独木雕成。实心，不利于共鸣，若用来演奏，无法获得足够的音量。此外，该器通长约34厘米，用来演奏显然太短小，而《同典》载，唐代的筑长四尺三寸，汉筑演变至唐代虽然有异，但相差也不至于如此悬殊。这些理由都足以证明它是明器，该器犹如有柄的小瑟，筑面首位各钉以横排竹钉，一排五个，这就与《风俗通》的记载相符。这具明器筑的样式与瑟相同，似乎又说明瑟、筑、筝的样式是极其相似的。假如真的瑟、筑、筝的样式雷同，那么我们只能认定筝与瑟的差别除了音色有别而外，外在的差别主要在于弦数，即：瑟有二十五与五十弦之分，而唐代的筝仅为十二弦与十三弦，当时的筑也发展成为十二弦与十三弦，那么筑与筝之间的区别又在何处呢？《通雅》在筝下注明“踏步筝用骨爪，是、长寸余，以代指”；而在注筑时引《释名》的说法：“筑，以竹鼓之也”。如此看来，其实、差别主要在于筝是弹拨乐器而已。当然，《通雅》还在筑下注明：“似筝，细项”，这“细项”便成了筑与筝形态上的主要差别。原来初试的筑，是要以左手握住颈部而用右手击奏的，故而“细项”，唐代已长四尺余，显然无法握持，这细项看来乃是保存了旧有体制而已。《通雅》在筝这一条目下还注上了“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，弹筝用骨爪。长寸余，以代指”的说明。这一注释在于说明CHOU（手部 诌去言）与轧筝本是同一器物，其名称的差异仅仅是一为弹奏、一为拉奏而已。
　　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的筝乃传自外国。日本的田边尚雄在他的《东洋音乐史》中就提出了筝是战国末期从西方传入秦国的观点。日本的另一学者林谦三则认为田边尚雄的论据不足。
　　从以上讨论可知，无论是筝似筑还是筑似筝，筝的初试形态至今并未弄清楚。因此，筝的起源至今依然还是个谜，还需要我们继续探求。关于筝的起源的探求，显然是无法从文献中寻求根据的，看来必须求助于考古的新发现。
　　总之，筝很可能来源于一种大竹筒制作的五弦或少于五弦的简单乐器。年代当在春秋战国时期或春秋战国之前，不可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秦代。筝、筑、瑟的关系，既不是分瑟为筝，也不是由筑演变为筝，而很可能是筝筑同源，筝瑟并存。五弦竹制筝演变为十二弦木制筝，筑身筒状共鸣结构演变为瑟身长匣形共鸣结构，可能是参照了瑟的结构而改革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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